《答司馬諫議書》是宋代的作品，節(jié)選自北宋文學家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作品形式是書信，這一篇文章雖然簡短，語言卻很精奇，并且其言辭很犀利，是古代的駁論作品中的名篇之一。

答司馬諫議書原文及翻譯

《答司馬諫議書》

某啟：昨日蒙教，竊以為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于反復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

蓋儒者所爭，尤在于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于人主，議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辟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諫。至于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習于茍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于眾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為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后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

無由會晤，不任區(qū)區(qū)向往之至！

譯文：

鄙人王安石請啟：昨天承蒙（您來信）指教，我私下認為與君實您交往相好的日子很久了，但是議論起政事來（意見）常常不一致，（這是因為我們）所持的政治主張和方法大多不同的緣故啊。

雖然想要勉強勸說幾句，最終也必定不被您所諒解，所以只簡單地給您回信，不再逐—替自己辯護。后來又考慮到蒙您一向看重和厚待我，在書信往來上不宜馬虎草率，所以我現(xiàn)在詳細地說出我這樣做的原因，希望您看后或許能諒解我吧。

有本來知書識禮的讀書人所爭辯的，尤其注重于名實是否相符。如果名和實—經(jīng)辨明，天下的是非之理也就清楚了。如今您來指教我的，是認為我的做法侵犯了官吏們的職權，惹是生非制造事端，聚斂錢財與民爭利，拒不接受意見，因此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和指責。

我卻認為從皇帝那里接受命令，在朝堂上公開議訂法令制度并在朝廷上修改，把它交給有關部門官吏去執(zhí)行，這不屬侵犯官權；效法先皇的賢明政治，用來興辦好事，革除弊端，這不是惹是生非；替國家理財政，這不是搜刮錢財；駁斥錯誤言論，責難奸佞小人，這不是拒聽意見。至于那么多的怨恨和誹謗，那本來預料到它會這樣的。

人們習慣于茍且偷安、得過且過（已）不是一天（的事）了。士大夫們多數(shù)把不顧國家大事、附和世俗（的見解），向眾人獻媚討好當做好事，（因而）陛下才要改變這種（不良）風氣，那么我不去估量反對者的多少，想拿出（自己的）力量幫助陛下來抵制這股勢力，（這樣一來）那么那些人又為什么不（對我）大吵大鬧呢？

盤庚遷都（的時候），連老百姓都抱怨啊，（并）不只是朝廷上的士大夫（加以反對）；盤庚不因為有人怨恨的緣故就改變自己的計劃；（這是他）考慮到（遷都）合理，然后堅決行動；認為對（就）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后悔的緣故啊。

如果君實您責備我是因為（我）在位任職很久，沒能幫助陛下干一番大事業(yè)，使這些老百姓得到好處，那么我承認（自己是）有罪的；如果說現(xiàn)在應該什么事都不去做，墨守前人的陳規(guī)舊法就是了，那就不是我敢領教的了。

沒有機會（與您）見面，內(nèi)心不勝仰慕至極！

答司馬諫議書是什么文體

書是古代的一種文體，是書信的意思?！洞鹚抉R諫議書》翻成現(xiàn)代漢語：回給司馬諫議的一封信。王安石時任北宋宰相，司馬光為右參諫議，兩人同朝為官。此信是對司馬光《與王介甫書》一信的回答。（諫議是一種官職，是給皇上提意見的官。）

《答司馬諫議書》的重點在哪里

文言文第二段為重點。

第二段是全文駁斥的重點部分，作者以“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為論證的立足點，分別對保守派謬論進行駁斥，表明自己堅持變法的立場。

在辯駁之前，先高屋建瓴地提出一個最重要的原則問題——名實問題。名正則言順而事行。但站在不同立場，對同樣一件事（即“實”）是否合理（即“名”是否“正”）就會有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司馬光在來信中指責王安石實行變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

這些責難，如果就事論事地一一加以辯解，那就很可能會因為對方抓住了一些表面現(xiàn)象或具體事實而陷于被動招架，越辯解越顯得理虧；必須站在高處，深刻揭示出事情的本質(zhì)，才能從根本上駁倒對方的責難，為變法正名。

先駁“侵官”。作者不去牽涉實行新法是否侵奪了政府有關機構的某些權力這些具體現(xiàn)象，而是大處著眼，指出決定進行變法是“受命于人主”，出于皇帝的意旨；新法的制定是“議法度而修之于朝廷”，經(jīng)過朝廷的認真討論而訂立；然后再“授之于有司”，交付具體主管部門去執(zhí)行。這一“受”、一“議”、一“授”，將新法從決策、制定到推行的全過程置于完全名正言順、合理合法的基礎上，“侵官”之說便不攻自破。次駁“生事”。

“舉先王之政”是理論根據(jù)，“興利除弊”是根本目的。這樣的“事”，上合先王之道，下利國家百姓，自然不是“生事擾民”。再駁“征利”。只用“為天下理財”一句已足。因為問題不在于是否征利，而在于為誰征利。根本出發(fā)點正確，“征利”的責難也就站不住腳。然后駁“拒諫”。

只有拒絕正確的批評，文過飾非才叫拒諫，因此，“辟邪說，難壬（佞）人”便與拒諫風馬牛不相及。最后講到“怨誹之多”，卻不再從正面反駁，僅用“固前知其如此”一語帶過，大有對此不屑一顧的輕蔑意味，并由此引出下面一段議論。

這一段，從回答對方的責難這個角度說，是辯解，是“守”；但由于作者抓住問題的實質(zhì)，從大處高處著眼，這種辯解就絕非單純的招架防守，而是守中有攻。

例如在駁斥司馬光所列舉的罪責的同時，也就反過來間接指責了對方違忤“人主”旨意、“先王”之政，不為天下興利除弊的錯誤。特別是“辟邪說，難壬人”的說法，更毫不客氣地將對方置于壬人邪說代言人的難堪境地。當然，對司馬光的揭露和進攻，主要還在下面一段。